从1935年到1948年，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生活和战斗了13年，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、实现历史性转折，扭转了中国的前途命运。在这段波澜壮阔的历程中，为适应中国革命发展新形势，毛泽东以前瞻性的战略眼光，鲜明提出克服“本领恐慌”，带头学习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报刊，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论思考，写出了许多经典名篇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，指引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。

提倡一面工作，一面看书报

新的斗争需要新的理论指导。一落脚陕北，毛泽东就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书报。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他阅读了当时能找来的马列原著和大量的哲学、军事、历史、文学等书籍和各类报刊。毛泽东说：“一面工作，一面要提倡看书报。”1936年10月，为了提高学校与部队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，他专门写信给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同志，让他们购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及哲学书。

克服“本领恐慌”

1939年5月，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讲道：“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，不是经济恐慌，也不是政治恐慌，而是本领恐慌。好像一个铺子，本来东西不多，一卖就完，空空如也，再开下去就不成了，再开就一定要进货。我们干部的‘进货’，就是学习本领……”

加强全党理论建设、理论武装是提高本领的重要一环。根据相关历史文献整理，延安时期，毛泽东阅读过的哲学书有：《共产党宣言》《政治经济学论丛》《〈资本论〉提纲》《社会学大纲》《哲学与生活》《逻辑与逻辑学》等，既有马列经典，也有大众哲学……有泛读，更有深研细读。

读哲学可以学到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，可以掌握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思想工具和方法，这是毛泽东强调读哲学书的原因所在。在读《辩证法唯物论教程》时，毛泽东写下这样的批语：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，要用不同的方法；在读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》时，毛泽东写下“实践是真理的标准”的批语。大量的阅读并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进行深入思考，极大地提升着毛泽东的理论素养，也为他创作《矛盾论》《实践论》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等经典名篇做了理论准备。

研读军事理论和军事战略书籍

作为伟大的战略家和军事家，博览群书的毛泽东在读军事书时，重点研读的是军事理论和军事战略。

毛泽东后来回忆：到陕北，“我看了八本书，看了《孙子兵法》，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、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”。毛泽东认为，写战略，应找必要的参考书看，如黄埔的战略讲义、日本人的论内外线作战、克劳塞维茨的《战争论》、鲁登道夫的《全体性战争论》、蒋百里的《国防论》等。

毛泽东以扎实的战略素养和深入的战略思考，在陕北的窑洞里，写出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《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》《战争和战略问题》等名篇。尤其是《论持久战》，既有对抗日战争的阶段性和最终结局的科学预见，也有“兵民是胜利之本”的科学论断，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，实行人民战争，并阐明了赢得胜利的战略战术，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。

读书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

毛泽东曾说：“我写《新民主主义论》时，《共产党宣言》就翻阅过多少次。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，要应用就要经常读，重点读。”

就读书学习的目的而言，毛泽东认为重在应用，是“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”，使之具有“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”。1941年5月，毛泽东在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报告中指出：“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，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。所以虽然读了，但是消化不了。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，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，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，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。”

针对有同志反映“工作忙，没有工夫读书”“看不懂”等问题，毛泽东提出读书要“挤”和“钻”。他指出，共产党员不学习理论是不对的，有问题就要想法子解决，这才是共产党员的真精神。在忙的中间，想一个法子，叫作“挤”，用“挤”来对付“忙”。在每天工作、吃饭、休息中间，挤出两小时来学习。看不懂，也有一个办法，叫作“钻”，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“钻”进去。

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，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。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（摘自《国家治理杂志 》）